千年与世纪之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反思机会和审视视角。光明日报国际部策划并推出由朱宁撰写的《千年：社会变迁及文明演进》。这一系列文章于1999年11月9日—1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分20个专题连载后，引起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全国各界的广泛反响。不少读者致函、致电编辑部，希望将这些专文结集成书，一些刊物及网站也作了转载，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对上述极富新意的系列专文表示充分肯定：“在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之际，不少媒体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过多种形式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作了不少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报道……光明日报创办了‘千年：回顾与展望’专栏，从本世纪初开始系统回顾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各个事件，总结经验教训，展望人类未来。……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经过充实和完善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部《变乱中的文明》。著名政治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王逸舟教授评道：“千年之交，世纪之交，冷战与后冷战期相交，在这样的特殊时刻，这部作品能够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让我们回味历史与现实的特殊启示，展望未来中国面临的特殊格局。我深信，有心的读者一定能够从这本书中获取自己所需的启迪。”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类自相争斗的历史，不同的文明对人类历史曾起过不同的作用。这部作品从文明的角度总结了以往千年的历史，为读者思考未来的千年提供了新的视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阎学通教授语）《变乱中的文明》这本书名的本身，就已经对过去千年历史作出了评介。“变革”与“战争”，可以看作是两条理解历史的重要线索。这一千年，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历经了完全不同的兴衰轨迹：中华进入其“后帝国时期”，逐步丧失了创造和革新的欲望和能力。尽管在宋朝出现了发达的海上贸易、先进技术传布以及文化复兴等等，但是这些在局部显现的星火般的变化，并不具备产生使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改变的综合因素；具有革命性质的西方文明，经过漫长的衰乱，出现了技术、人口以及思想方面的变化，并由此开始了以十字军运动为试剑的第一次扩张，以其独特的扩张性，开辟了全球政治的新纪元。
仅仅“战争”和“变革”问题就可以解释东西方文明何以得到不同结局。历史上战争不断，但是到了本千年初，在欧洲，战争的性质、内容以及手段都发生了不同变化，热兵器代替了冷兵器、木船、铁骑被快舰利炮以及坦克、飞机取代。原先的王朝更迭战争、宗教战争让位于地缘政治战争以及具有明显经济目的的殖民战争等等；在东方，战争还是原来的战争，盔甲、大刀、长矛还是战事的象征、国家实力的指标，战争不过是王朝更迭、农民起义或者是外族入侵的代名词而已，更何况支持每一场战争的仍然是日益衰败的帝国体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变化在两方面都发生了，但是变化的内容、性质、目标同样不同。变化、变革、革命是事物背离自身的三种不同方式，其中革命是变化的极致。变化在技术领域、制度方面进而在其他层面上也不同程度的展开，但结局可能是彻底的不同。在中华社会，变化是不断的发生，而酝酿至变革的则很少、酿成整体革命的则没有，比如在技术方面，有宋以来，技术的进步和变革是层出不穷的，制度变革也有过尝试，然而所有变化并没有促成一个使整个社会发生一系列有机变化的结果；在西方，人口、技术的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的压力促成了制度方面的变化，进而革命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推波助澜的发生了。革命最终使西方告别了衰败的过去，创造了新一代文明，并以此为发动机开始了对非西方社会摧枯拉朽的战争，从而铸成了今日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格局。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看作是《变乱中的文明》一书透析历史的一种世界目光。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这样评介：“……这是以崭新的全球视角认识中国兴盛、停滞、衰落、再崛起这一独特历史轨迹的难得佳作。”
在作者看来，过去千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衰微中的多文明世界（1000－1453年）：中华、阿拉伯、拜占庭等几个主要的、式微的文明领导着世界并形成了不同的国际体系。这几大文明都处于后帝国时代：内部暴动频频、外部入侵不断。西欧近代文明则处于春秋时期：①政治上激烈竞争的局面，导致了西欧近代文明崛起的两个重要因素的形成———学术思想空气较为开放自由和军事技术、军事能力获得改进；②受外部力量打击适度，———来自亚洲草原的两支铁骑———蒙古军和奥斯曼军的重锤打击，但始终有拜占庭和东欧屏障。因此西方文明的勃兴可以说是地缘政治的产物———外界压力及内部变化，使其最终透过自身的地理特性找到了文化复兴和蓄积力量的动力———掌握全球制海权。
兴盛与衰落中的战争（1453—1648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欧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军事和经济强盛的要求又将政治制度改革推到历史前沿。①物质力量的获取：首先是军事革命，因火器的改进和造船技术的提高而控制了海洋，并改变了亚欧大陆上文明的力量对比；其次是经济革命，此为支撑日益增长的军事开支的需要。②与军事革命并列的是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因此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前者使人文主义成为横贯现时代的一种进步力量，由此确立了科学的地位；后者即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极大推进作用。
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1648－1815年）：欧洲战国时代的这种酷烈的政治、军事竞争，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自由土壤。正当大清帝国沉湎于农业社会的康乾盛世之时，工业革命结束了欧洲的战国时代，并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
独秀而衰的西方文化（1815—1917年）：西方列强的势力触角已伸展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掠夺领土与资源、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而海陆交通运输和邮政通讯技术的大发展，使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迫于生存的压力，东方社会在吸收了西方的技术、观念后，在西方的规则下开始了有限变革。所有这些对意图肢解一切“非文明体系”的西方来说，是一种挑战。
新旧文明交替时代（1917年－）：西欧文明在扩张中已走向相对衰落，这一衰落有内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非西方文明的崛起。非西方文明则在现代化推进中不断革新、创新，进而可能恢复与现代化不悖的传统文化。
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反思千年文明兴衰，探研全球力量变迁”，它以千年为尺度、以文明为视角，关注几大文明及其国际体系的兴与衰、撞击与融合、权力转移与社会变迁。作者问道：西方文明有着与其他文明不同的演进模式和生长动力吗？在它之外不存在其他富有生机的体系？并且它的独特性可以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吗？全球化浪潮究竟意味着文化及国际秩序的整合，还是分化乃至变乱的开始？……将自己对于文明兴衰、霸权更迭的独特考问，通过历史告诉未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杨帆认为“……这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气魄宏大，令人耳目一新，非常值得人们一读。它打破了流行的西方中心论者观点，为读者提供了另外一种眼光看世界历史：即，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霸权的终结；不是欧洲创造了世界，而是世界创造了欧洲。”
每一种研究的范式都因为时空的背景局限而存在某种缺陷，角色、身份以及目标的需要更是影响结论的最大因素。这迫使我们在有关历史以及国际政治的新的研究中，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整体研究”。该书以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地研究历史———这种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出现与应用，可以看作是文化越来越深地影响国际政治和日常生活的一种反映。而地缘政治因素则是文明兴衰与更迭的重要动因之一，历史上的大国兴衰、力量中心的转移无不与地缘政治有密切关系。作者是国内较早从事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著有《下个世纪谁最强：今后20年中美竞争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纲要》、《大国战略：中国利益与使命》等多部地缘政治著述。将地缘政治论融入对历史及文化的思考，自然另有一种味道。地缘政治学用于研究权力中心转移之动力的空间意义。文化形态学用于研究文明及国际体系变革之动力的时间意义。双向、互动的两者构成了这部著作对人类历史的哲学思考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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